具体而言，可能涉及三个方面的政策与作为。

　　一是户籍制度改革，即逐步突破户籍和福利的合一制，努力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落户难、住房难、看病难、子女入学难等问题，最终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全体常住人口的全覆盖。

　　需要提醒，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，不能把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与放弃农村土地权利挂钩。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福利，而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。农民工愿不愿意放弃，以及如何处置和流转承包地和宅基地，需要在依法为农地确权登记、发育土地市场的基础上，由他们自主决定。

　　二是农民工教育的加强。现在各种补贴很多，如对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补贴。其实，补消费不如补教育。如要倡导节能环保，提高产品标准要求就可以了。补教育则应逐步变成一种强制性要求，即达不到何种教育要求不能从事何种工作，凡达不到的，国家义务性给予帮助支持。民族复兴的基础在于每个人的进步，每个人进步的基础是接受必要的教育。

　　三是协调优化城镇化政策。城镇化是系统工程，很多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考虑，但之间如何衔接协调有大量工作要做。比如，按国土部门的土地政策，一个地、县、镇的指标和权限少之又少，并不利于城镇化开发。看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开发、开拓经历，哪怕是荒郊野岭不毛之地，只要有激励性政策，就会激发起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。中国的国土开发还有相当潜力，能否在政策上不一刀切，搞一些开发开放的实验区，探索新型城镇化的新突破？像现在这样管死土地指标，加上“招拍挂”，结果必然是地价居高不下，地方拐弯抹角搞指标增减的变通。在现代设备和技术条件下，放开政策改造一些低矮山地、丘陵地带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。如果把眼光放远点，不是只围绕大城市和冲积平原的宝贵土地做文章，城镇化可能会有新的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