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关系已经在发生转变。

　　由富士康而蔓延于珠三角的加薪潮涌入了制造业的另一重镇长三角,不少企业也纷纷给员工加薪。用工成本的提高,会加速企业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迁移,还是有助于终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阶段？涨薪,简单的两个字,带来的将是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
　　朱海这两天有点郁闷。6月初,他被炒鱿鱼了。他本在上海浦东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工作,是有5年资历的老员工了。而他被炒鱿鱼的原因,竟是因为工厂给工人们加了工资。

　　加薪引发纠纷

　　“4月份,上海最低工资从960元涨到1120元,我们厂也加了薪,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。当时很高兴。但是,6月初就被辞工了。”朱海愤愤地说,“老板的意思是,我们工人工资太高了,他负担不起,得减人增效,于是我就被涮了,我们车间走了5个人,都是所谓的老弱病残。我都快50岁了,还能到哪儿找工作？”朱海长长叹了口气,很是悲凉。

　　记者找到了该公司的人事部门,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电话。他很客气,也对辞退朱海等人表示遗憾。但是,他说:“公司方面也是无可奈何,现在涨薪的压力很大,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执行。所以,4月份,按照公司的薪级标准给各部门的人员都加了工资,幅度在10%-15%,员工反应良好。然而,我们是劳动密集的代工企业,薪资成本的压力极大,所以,我们也不得不最经济地用人。”末了,霍先生犹豫着用神秘的口吻告诉记者,他们老板已萌生意图往内地发展,那里用工成本低廉。

　　不过,朱海并不以为然,他觉得近几年公司的生产效率大有提高,利润也持续上升,给员工加点薪水完全不伤皮毛。“现在主要是农民工太多,我们还没有能力同老板坐下来谈判。”

　　其实,加薪也引发了资方的思考。当记者联系到上海台商协会理事郁诗礼的时候,他正在赶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。本来当天（6月15日）他是要回台湾过端午节的,但是,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装厂发生一起工资纠纷,他不得不改变行程。“其实,这只是一个工人不满意自己的薪水,吵到了厂部。我不敢疏忽,千万不要出什么状况。上月,我们公司给员工普遍加了工资,有高有低,有人满意有人不满,这很正常。”郁诗礼有些无奈。

　　他认为,老板追利润,工人求涨薪,这都是追求“最大化”的合理要求,无可非议。关键是建立一个公正而常态的博弈与谈判平台。“我个人认为,大陆已进入劳动力成本面临全面重估的新时期,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发生了变化,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供给,这就需要谈判,大家要开诚布公。”

　　晚些时候,郁诗礼主动打电话给记者,说他公司的工资纠纷已解决:“大家都退一步,握手言和。”